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(1839年)卷四里说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，即指建宁府(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);“旗”，指的是茶(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)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“大红袍”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。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“大红袍”文字记载的空白，把“大红袍”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。

　　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，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。360年前，正是明末清初。现在“大红袍”母树仅剩一处，不排除天游、北斗等他处的已故“大红袍”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。这个推断如果成立，那“大红袍”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“大红袍祖庭”——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，为“状元报恩说”、“大红袍”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。1991年，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，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。那么，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?

　　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：

　　惠帝之崩于火，或言遁去，诸旧臣多从者，帝疑之。五年，遣潆颁御制诸书，并访仙人张邋遢，遍行天下州郡乡邑，隐察建文帝安在。潆以故在外最久，至十四年乃还。所至，亦间以民隐闻。母丧乞归，不许，擢礼部左侍郎。十七年复出，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。二十一年还朝，驰谒帝于宣府。帝已就寝，闻潆至，急起召入。潆悉以所闻对，漏下四鼓乃出。先潆未至，传言建文帝蹈海去，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，至是疑始释。

　　这段文字说的是：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，有人说建文帝流落海外了，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。为了赶尽杀绝，免除后患，明成祖派礼部官员胡潆(1375—1463)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(张三丰) 与“下西洋”为幌子，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。同时，文中“遣潆颁御制诸书”之句，其实是指明成祖为了掩人耳目，收买人心，忏悔恶业，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，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“永乐”年号命名的寺院。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“十七年(公元1419年)复出，巡江浙、湖、湘诸府”，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。但在《武夷山志》(清·董天工著)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《名贤下·遗补》中有“胡潆，字源洁，武进人，明建文庚辰进士，官礼部尚书”的记载。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。《武夷山志》还收录了他的《题画武夷图》、《望武夷，因文公精舍在此，不胜感慨》诗两首。此外，在佛教古籍《瑞岩实录·诗偈》(清释元贤著)中有胡源洁的《夜宿天心》诗：

　　云浮山际掩禅院，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
　　幽径不寒林影下，红袍味里夜可无?

　　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，彻夜品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。可见在当时，尚在明初的时候，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“大红袍”之名。这些事实与“状元报恩说”几乎吻合。

　　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，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。圣旨碑，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，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，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。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?另一个是否是“状元报恩说”所指的朝廷对“大红袍”的敕封呢?

　　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，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，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，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该寺院后来还受过光绪敕封，林则徐、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，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。可以想象，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。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，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，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，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。因为故事情节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，并无走样。综合“状元报恩说”和上述考证结果，“大红袍”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。

　　至此，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“大红袍”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。